無標題的 講章 (3)

一、引言

長期以來，華人教會普遍對修道主義缺乏了解而且持負面的看法，因為修道院是屬於天主教，被馬丁路德改教運動所拋棄的。我們真的應該因此就否定修道主義運動嗎？

本文先回顧修道主義運動的歷史，總結它在教會歷史中的地位和影響，然後再討論對修道主義本身的評價，最後提出今天教會的挑戰和需要。盼望藉著這樣的討論，幫助我們對修道主義運動有更全面的了解,特別是看到修道主義運動和修道士在歷史上對教會復興，福音宣教和社會各領域的貢獻，同時指出它的缺失，也澄清一些誤解。筆者盼望通過這些介紹、分析和討論，拋磚引玉，激發大家對修道主義的興趣和思考，能去蕪存菁，讓符合基督新教神學的修道精神，帶來現今教會的靈性復興、抵擋世俗潮流、影響世界。Good！

二、修道主義運動的開始和發展的歷史

修道主義是從平信徒開始的，經歷了個人修道、自發的團體修道、修道院和修道會的四個發展階段。[1] 我們無法確定誰是第一位基督徒修士或修女。某種形式的修道主義在一世紀的教會中就已經存在。[2] 可以說修道主義的歷史與基督教會的歷史一樣悠久。[3] 被譽為「基督教修道主義之父」的安東尼(Anthony 251-356)，是早期沙漠修士的典型代表。[4] 主後270年他在家鄉開始過修道士生活。他先後受太19：21和太6：34節的感動，將財產都分給窮人，285年開始在沙漠中過隱居修道生活。他在異象中不斷經歷與魔鬼征戰和神的幫助。當時有許多人要跟隨他、仿效他的榜樣。他終於答應住在他們附近，定期去向這些門徒分享修道戒律、神的愛和禱告默想的奇妙等。[5] 當教會有需要的時候，安東尼兩次回到亞歷山大城。第一次是羅馬皇帝戴克里仙（外文名）大逼迫時，他要去為主殉道，結果給其他基督徒持守信仰帶去鼓勵。第二次是因為亞流主義聲稱有聖者安東尼的支持，他為了揭穿謠言親自出現在亞歷山大的主教們面前，用充滿智慧和說服力的話語挫敗了亞流派。[6]

隨著修道人數的劇增，他們自願在一起修道，集體修道就逐漸取代了個人隱居修道。 修道主義逐漸發展為修院式修道主義（coenobitism）。我們不知道誰是第一位的創建者，但帕科米烏（Pachomius 290-346）是為此運動做出巨大貢獻的著名組織者。[7] 帕科米烏在從軍時深受基督徒的愛心幫助感動，立志將來也要全心服侍他人。他退伍後在沙漠中跟一位年長的修士學習修道七年，然後獨立修道。神讓他不斷看到要去服侍人的異象，他便在弟弟幫助下建起能容納很多修士的修道院，希望建立操練禱告默想，人人互助的修道院。但第一次嘗試失敗，因為他招募的修士抱怨他的修道戒規過於嚴苛。他將他們開除後定下更加嚴格的《修道戒規》，包括放棄全部財產，動手勞動、彼此服侍，絕對服從修道院長，而修道院長也必須服侍修士們等。只有合格的人才被接受為修士。[8] 從此修道院迅速發展，到他346年去世時，他統管的有九座男修道院，每座都有數百名修士，還有兩所女修道院，有很多以前教會的寡婦和貞女加入。[9] 他建立了明確的分工合作管理制度。修道院有教堂、倉庫、食堂、會客廳，也有住宅住著分工不同的人，有看門的、紡織工、廚師、鞋匠等。申請加入的人需要經過一段考察期。他們有的還不是基督徒而是因生活窮困而來，他們需要先學習基本教理、確定信主受洗等。[10]

修道主義很快從埃及傳布到帝國的整個東方。它得到不少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推崇，得以繼續興起和發展。第四世紀的著名神學家亞他那修（）將修道主義傳到西方，加上安波羅修（）和奧古斯丁（）的大力推廣， 修道主義成為中世紀的普遍現象。 [11] 其中亞他那修寫了《聖安東尼傳》，耶柔米（）寫了《隱士保羅傳》並把《修道戒規》翻譯成拉丁文。「加帕多家三傑」的大巴西流（）也建立了致力於靈修和幫助窮人的修道院並為回答修士們的問題寫下大量論文。[12] 四世紀過著修道生活的主教圖爾的馬丁（）也是推動修道主義思想在西方普及的顯著人物。他當兵時曾把披肩撕下一半送給在寒冷中發抖的乞丐，後來他在夢中看見耶穌披著士兵的半個披肩，告訴他：他所做的就是在做在主身上了（太25：40）。他退伍後在圖爾城外過敬虔修道的生活，因他聖潔的聲望被推舉成為圖爾的主教。他在教牧的同時，住到郊區繼續保持修道生活。他的事蹟被記載在《聖馬丁傳》, 為當時的主教們設立了理想的生活標準和榜樣。[13]

意大利的本尼狄克（Benedict 480-547，又稱本篤）是西方修道院的開創者。他20歲開始離家在洞穴中隱修，吸引了一群門徒跟隨他。他就在卡西諾山（Monte Cassino）建了修道院。他的妹妹也在附近建了女修道院。本篤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制定的《會規》成為接下來幾百年修道主義的模式。它對修士的生活飲食有恰當的安排而不是極端的禁慾；它強調穩定，修士必須終身在同一修道院除非被差派去別的地方；它也強調順服，操練自願立即對院長的順服。而院長自己必須順服上帝和《會規》，像父親一樣為人。《會規》也有對犯錯的規勸、訓斥、禁閉、體罰甚至開除的程序和步驟。《會規》要求全體參加體力勞動，輪流做飯等。本篤強調禱告是修道的中心，每天有個人和集體的禱告讀經時間。修士們學習、教導、抄寫聖經和其他書籍等。《會規》被廣為接受，六世紀末傳到羅馬, 宣教士又把它帶到英格蘭， 德國，法國和西方所有教會，成為修道院的共同思想和習俗。[14]

後來修道院也和中世紀的教會一樣經歷了腐化, 修道院因其名聲而從捐贈中獲得龐大財富和土地，使修道院的生活不再簡樸，漸趨奢侈，不再認真遵行本篤《會規》。[15] 教會屬靈光景低落，促使人們迫切尋求屬靈的滿足。在最黑暗的第十世紀，平信徒亞奎丹公爵、敬虔的威廉，在主後910年在法國東部的克呂尼創立修道院，重新嚴格執行本篤《會規》。從此「克呂尼運動」（Cluny Movement）廣傳到其它修道院， 持續兩百多年，最興盛的時期，達到二千多所修道院，帶來教会属灵復興。[16]

修道主義繼續發展到最後一個階段，是修道會的成立。 幾間修道院聯合在一起，制訂一套規條，治理統一，便成為一個修道會。[17] 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有很多修道會被建立。這些修道會強烈地抵擋漸漸滲入教會的腐化潮流，包括：迦馬道里會（Camadoli）、卡都新會（Carthusians）、西篤會（Cistercians），最重要的是方濟會（Franciscans）和道明會（Dominicans）。在巴勒斯坦則有聖殿武士團（Templars）、慈善武士團（Hospitalers）及條頓武士團（Teutonic Knights）等武士修會。他們除了立下順服、守貧和獨身的傳統誓願，主要工作是戰士, 負責保護到聖地的朝聖者，並照顧病患。[18] 道明會和方濟會獲得教皇英格森三世的批准後，逐漸成長為兩個很大的募緣會/托缽修會。修士們走遍整個歐洲傳道，拒絕金錢的施捨，只接受食物的供應不挨餓就行，他們傳福音、講道、勸化異端， 在東方分裂的教會，傳異端者及回教徒中工作。他們也做校園宣教工作，在教育方面很成功，大學里的教授很多都是他們的修士。他們強調「雙手做工」的高貴品格、基督徒對缺乏者的關懷及聖職人員生活的革新。 這兩個修道會至今仍然在天主教中很強大而且活躍。[19]

後來教會又逐漸腐敗，靠發行贖罪券斂財等，引發十六世紀初發生的宗教改革運動。當時不少改教者都曾在修道院學習真道，以致要改革當年走迷的教會。他們對修道院制度的弊病也有切身的體會。[20] 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反對外表的禁欲和修道，[21] 反對長達三百年之久的「聖品人員獨身制」，指出獨身不比婚姻聖潔，婚姻是神設立的一個正確逃避淫亂罪惡的途徑，也是繁殖後代社會責任的需要。[22] 他強調只有在婚姻裡的性愛是聖潔的。[23]馬丁路德1525年與原為修女的凱薩琳（Catherine）結婚。在他的鼓勵和帶動下，許多修士和修女「還俗」結婚。[24] 改教者不再延續修道院制度，從此基督教就再沒有傳統的修道院和修道會。[25]

三、修道主義和修道士在教會歷史中的地位和影響

A. 在教會內部的地位和影響

修道主義和修道士在教會内部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早期的沙漠修士聖安東尼藉著聖潔的名聲和影响力，幫助亚他那修戰勝了亞流主義異端。[26] 偉大的西方教會領袖耶柔米（）(340-420) 晚年在伯利恆修道院過修道生活时，翻譯了拉丁文的武加大（Vu1gate）聖經，至今仍對羅馬天主教有極大的影響。 [27] 他是修道院學術上的先驅。[28] 修道主義逐漸成為教會主教們理想的生活標準。[29] 修道院和修士們跟教會有親密的關係，大部分都是教宗、主教和其他教會領袖的得力助手。[30]

修道主義运动為教會培養了有敬虔生命和神學根基的修士。他們在教會需要的時候就出來幫助教會，成為傑出的主教和教會領袖，在教會歷史上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教皇大貴格利(在位590-604) 曾是本尼狄克修道院院長，是第一位成為教皇的修道士。[31] 他是第一個取得政治大權的教皇,[32] 也被歷史學家稱為教會編年史上最有名的人物。[33] 克呂尼修道運動塑造出偉大的希爾得布蘭（Hildebrand），後來成為教皇貴格利七世。因他的緣故，克呂尼修道院對教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4] 它也得到虔誠的信徒德王亨利三世的讚賞和支持，結束了三位教皇的混亂黑暗。它革新了聖職人員、修道士及教皇制，影響到西歐各國許多修道院，不但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修道士、神甫與主教，也影響了無數平信徒，為他們帶來心靈、思想全面的革新。[35]

B. 在福音宣教上的貢獻

修道主義和修道士在福音宣教上有巨大贡献。偉大的希波主教奧古斯丁深受《聖安東尼傳》和埃及幾千名沒有受過教育卻能過著聖潔生活的修道士所感动，這是影响他成為基督徒的重要原因。[36] 四世紀的帕科米烏修道院在審核後選修士的過程中，帶領不少因貧困而來的人認識基督信仰、受洗成為基督徒。[37]

修道院的建立對各地的宣教拓荒和歐洲的基督化有極大貢獻。設立在異教邊界或異教區域內的修道院成為宣教事工的中心。基督福音在蠻族中得勝與修士們的宣教熱忱和敬虔的生命是分不開的。[38] 西羅馬亡國前十幾年，不列顛修道士聖帕提克（St. Patrick）到愛爾蘭宣教。在他461年去世時，教會堅立，愛爾蘭修道院也成為當時著名的教育中心。一百年後，愛爾蘭修道士科倫巴（Colum-ba）在蘇格蘭西邊的愛俄那島建立修道院，差出許多宣教士，在蘇格蘭各地建立教會。在第五世紀，英格蘭落在強悍的異教徒盎格魯和撒克遜人手中，成了異教國家。 主後597年，教皇大貴格利差派坎特伯里的奧古斯丁及四十位修士前往英格蘭佈道。經過約一百年的宣教，終於使英格蘭成為基督教國家。 [39] 英格蘭修道士波尼法修（）被譽為「日爾曼人的使徒」。他砍下日耳曼人的神明佗爾神（Thor）的至聖大橡樹，用它建造了一座教堂，吸引很多日耳曼人歸主。[40] 主後1000年左右，修道士们在丹麥、挪威、瑞典及蘇俄各地的福音工作都有長足的進展。 [41]

C. 對社會的貢獻

修道主义运动和修道士在社会慈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也都有重要的地位和贡献。从四世紀的帕科米烏修道院开始，修道院強調勞動，开始各式各樣的經濟活动，讓修士們守貧的同時有足夠的生活所需，還能周濟窮人和過路的客旅。成為教會慈惠事工的工具。[42] 當蠻族湧進帝國時，各地的修道院變都成為避難所，接待客旅，帮助病痛者。[43]而當年的軍事修會也是特別為了服務朝聖基督徒客旅而設立的。[44]

八世紀開始的修道院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土地，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也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很多散佈在羅馬帝國的邊界的修道院，他們既是基督福音的使者也是帝國的大使，對保護城鎮居民的安居上的貢獻不亞於軍事要塞。[45] 從主後700到大約1150年，修道院在鞏固君王統治和王位傳承、稳定社会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46]

修道院在西歐各地拓荒，帶動偏遠地方的生產和經濟發展。他們除了靈修也努力工作，讓不少修道院成為農業，文化，藝術和教育的中心。[47] 很多修士成為學者、教師、古代文化的保護者。[48] 在中世紀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時，生靈塗炭，許多書籍也遭焚毀。一些幸存受過教育的人便開始寫書，把古代的知識流傳給中世紀。[49] 有些修道院收集圖書而以文學和知識著稱。修士們成為當代大事的記錄者, 他們勤奮抄寫傳送稿本、保存書籍，被譽為「中世紀的書局」。当今幸存的7000多份九世纪手抄本，几乎全是修道院保存下来的。其中德国的Reichenau 修道院就保存了415份第九世纪初的抄本，包括聖經和註釋書，禱告、禮儀、修道規則， 聖徒生平和各類書信等珍贵历史资料。 [50]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大師也多半是修道會的神學教授, 其中著名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就是明道會修士。

D. 負面的影響

當然修道院在擴展、教產豐富的時候，也出現一些腐敗的現象。中世紀時代，整個西歐都在封建制度之下。 隨著捐贈土地的增多, 修道院院長也漸漸成為地主, 進入了封建制度，被皇帝視為封侯，造成後來嚴重的腐敗問題。[51] 在九世紀有許多修士不再遵守會規，過奢侈放縱的生活，這些修道院變成罪惡的蘊育所。[52] 後來在修道會勢力壯大的時候，也有腐敗的現象，而且甚至犯下嚴重的罪行，比如軍事修會參與了十字軍東征時對聖彼得堡的洗劫，道明會執掌大權的異教裁判所對不同意見者的殘酷迫害等。

總之，我們看到修道主義運動和修道士在教會歷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它雖然造成過一些負面的影響，犯下歷史錯誤，但總體來說它在教會內部，在福音宣教，和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和積極的貢獻。無論如何，我們看到 神在歷史上使用修道主義成就祂的工作。修道主義是基督教會歷史的一條主幹線（main branch）。[53]

四、對修道主義的負面和正面評價

除了修道主義運動的巨大影響和貢獻，我們接著討論關於修道主義本身的評價。

A. 起源與禁慾

有人認為修道主義是不符合聖經教義的活動， 是起源自錯誤的禁慾主義思想。它有來自古代一些哲學思想中肉體對靈魂自由束縛的觀念，也受異教中神聖貞女、獨身祭司、閹人和專門服侍神祗的人的影響，因為他們普遍認為肉體、特別是性行為是邪惡、不聖潔的。[54] 另外初代教會的異端诺斯底主义者大部分認為性和婚姻是罪，採取極端的禁欲主義立場。還有馬吉安主義 ( Marcionism ) 的異端，也推崇極端的苦修和禁慾，甚至受洗的時候就要起誓終身守童身。[55] 修道主義是奠基在這些禁慾主義觀念上。

其實，修道主義凡物公用的集體生活起源於初期教會（徒2：41-47，4：32）。[56] 修道主義按誓約生活，可以追溯到舊約聖經中拿細爾人分別為聖的誓願（民6：1-8）, 使徒保羅也曾守類似的條例（徒18：18）[57]。修道主義在每天的固定時間禱告也源自聖經（詩119：164，但6：13），也是初代教會使徒彼得和約翰的習慣（徒3：1，10：9）。[58]

致於修道主義的禁欲主張，也有來自聖經和教會的起源。施洗約翰在曠野吃蝗蟲野蜜，也過獨身禁欲的生活。[59]主耶穌提到「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割的」（太19：12）。保羅為專心宣教事奉主，自己守獨身。[60] 他對為事奉主守「童身之人」持鼓勵的意見（林前7：1， 25-38）。初期教會幫助供養教會中的寡婦，她們不再嫁人，專心在教會中服侍。後來也有未婚女性加入不結婚、全心在教會中事奉的行列。這些寡婦和貞女可以說是比男性修道主義更早的女修道主義者。[61] 古代東方教會最為著名的教父,被稱為「眾聖之師」俄利根, 從小就過聖潔簡樸的生活，認真遵行主道。當時他教導不少女信徒，為了避免情欲的試探，他也為天國的緣故自閹（太19：12）。[62] 另外，主再來時基督徒復活的身體，「也不娶，也不嫁」（太22：30）。選擇為主守獨身的基督徒，是願意在這個方面配合將來天國的生活樣式,[63] 讓他們感受到在地上卻過着天使般的生活。[64] 我們知道獨身是神的一種恩賜，不是人人都有的。對於有獨身恩賜，願意為主守獨身的，這本身沒有違背聖經。只是不能高舉這種恩賜作為屬靈高低的標準，聖經並沒有將獨身高抬於婚姻之上。[65]

B. 遁世與入世

其次有人認為修道主義是遁世的，他們脫離俗世，放棄社會生活中的日常關係，躲避婚姻及家庭，是不符合聖經的。[66] 修道主義認為本性罪惡的人可以藉著逃避世界而達到聖潔的地步。在當時教會中，有所謂的高級與低級的靈性。 一個基督徒若要成為「高級」的信徒，就必須做修士或修女。 修士和修女被一般人尊為「敬虔者」。這種把靈性分成高級與低級的看法是錯誤的。[67]

對於修道主義遁世的批評，從歷史上我們看到他們其實是拒絕與世界妥協，抵擋世俗文化的腐蝕。[68] 特別是在基督教成為國教，教會世俗化腐敗嚴重的混亂情況下，他們選擇遠離這種環境的試探，選擇在沙漠或在修道院裡，能如飢似渴地安靜禱告，靈修，敬拜和工作，清心寡欲尋求主。[69] 他們活出敬虔愛主的榜樣，是抵抗腐敗的一股清流。他們生活在修道院中，不是避世，而是身體力行地建立敬虔的生活環境。他們在其中彼此相愛，分工合作，按神給的恩賜服侍，不論是種植、手工、藝術創作、抄寫書卷、接待客旅等都是事奉神的一部分。[70] 他們自己守貧卻努力救濟貧民，活出愛神愛人的榜樣。修道主義在中世紀的發展中，更強調要走出修院，進入世界去作出「道成肉身」和「愛人如己」的服事。[71] 十三世紀初，修道運動出現委身精神更強的托缽修會, 方濟會和道明會。他們生活於城市鄉村的人群中，關懷人們的需要。[72] 聖方濟各甚至說他們活在低水平、被人看不起的人、貧窮人、毫無權力的人、病人和乞丐中間時，便歡喜快樂。[73]

C. 苦行與順服

最後修道院嚴格的會規和對修士絕對順從的要求也備受批評。因為修士們把對修道院會規以及院長不問原因、不加判斷的服從作為一種為主受苦的屬靈經驗，是「犧牲」與「捨己」的表現, 其實卻是「盲目服從」或「習慣性服從」。它讓修道院/修會的權力過大，容易欺壓信徒自由，將信徒對上帝的服從等同為對修院規矩、習慣、甚至「某一屬靈權柄」的服從。[74]

其實修士們願意順從、接受嚴格的規條，因為接著規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忠心順服的習慣，不斷內化成為他們的性情, 讓內心完全被謙卑和溫柔引導，活出內外一體的敬虔生命。[75] 謙卑、順服和好客等屬靈品格是聖靈的工作也需要信徒逐步操練學習積累的。[76] 修道院嚴格的規條是符合當時歷史需要，而且也是在實踐中被修正調整，變得更合理和有效的。我們從帕科米烏建立修道院第一次的失敗，看到他吸取教訓定下更嚴格合理的規章，才帶來成功、可持續的發展。每次教會屬靈光景的低落和腐化，也與修道院不再嚴格遵守會規相關。十世紀的克呂尼運動重新重視本篤《會規》，才帶來接下來兩百年教會屬靈光景的復興。本篤《會規》至今仍在修道院被遵行。它其中的一些重點對今天的基督教會仍有其寶貴的價值，比如捨棄一切、絕對順服、追求謙卑、實踐彼此相愛、款待需要的人等。[77] 修士們追求簡單、樸素、順服、安靜的靈修生活，為的是要將人從自我中心的本性扭轉過來，使自己集中在神身上，領受神的愛、去愛神和愛鄰舍。他們接著苦行操練自己的生命，配合所信，願意作一切的努力，以滿足神的心意。[78] 比如刻苦己身的禁食禱告就是其中一種屬靈的操練。當然《會規》對院長也有要求，他們是需要被制約的。

總之，我們看到修道主義除了過分強調獨身禁欲的錯誤，其他方面都不應該被過分苛責的。修道主義的規條和實踐也是在歷史中不斷進步的。馬丁路德和加爾文（）正確地糾正了當年教會的偏差開始了基督新教。但是他們沒有全盤否定修道主義，而是強調靠恩典得救在先，委身修道是得救之後信心結出的果子。我們是可以有更新的符合基督新教神學的修道制度的。[79]

五、今天教會的挑戰和需要

今天歐美的教會在多年的安逸中逐漸世俗化。信徒缺乏委身，不肯為基督受苦， 缺乏靈修操練而心靈軟弱。加上大批穆斯林移民造成回教勢力的擴張，還有後現代主義等強大文化潮流的衝擊，軟弱的教會無力抵擋、越來越失去影響力。

修道主義的精神對今天的基督教會如何復興靈性、抵擋世俗化，仍然有很多可以學習和借鑒的地方，比如全然委身、為主受苦的心志和靈修、默想、禱告、親近主的操練等。可惜在宗教改革之後，修道主義被基督新教忽略了很久。我們需要更客觀全面地看待修道主義，去蕪存菁。呂沛淵牧師倡議把修道主義的「三誓願」歸正為 「以基督為中心的門徒生活」三守則：「簡樸」代替「守貧」，「委身」勝於「獨身」和「心服」取代「盲從」，就是很好的嘗試。[80] 我也很高興看到當代神學家Karl Barth(-1968), Dietrich Bonhoeffer(-1945), Donald Bloesch (-2010) 和基督徒作家和演說家Johnathan Wilson-Hartgove(1980-)都有著述推動基督教的新修道主義(New Monasticism)。 2004年在美國北卡的Durham召開的有60個團體參加的會議，發表了 「新修道主義的12個標誌」(12 Marks of New Monasticism)，適合獨身的、一夫（男）一妻（女）的家庭和他們的小孩。這次會議正式標誌了新修道主義運動的開始。[81]

基督教會需要被更新, 盼望更符合聖經真理和時代需要的新修道主義也可以被聖靈使用，成為一股清流推動教會的復興。[82] 當年很多修道士的敬虔生命和為主完全奉獻自己的事跡也將繼續不斷激勵今天的教會更加愛神愛人、過敬虔得勝的生活，也成為基督的精兵，影響社會和世界，將人心奪回、歸向基督。

[1]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李林静芝譯 (海外基督使團, 1999), 77–8。 [2] Greg Peters, The Monkhood of All Believers: The Monastic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Grand Rapids: Baker, 2018), 2. [3] Ibid., 10. [4]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趙城藝譯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6), 157–8。 [5] Ibid., 158–9;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46; 華爾克, 《基督教會史》，謝受靈和趙毅之譯, 13版(香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16), 220–1; John Anthony McGuckin, The Path of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7), 394–5. [6]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60。 [7] 同上, 162–5。 [8] 同上, 167–8; 華爾克, 《基督教會史》, 221。 [9] McGuckin, The Path of Christianity, 401. [10]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67–8; 華爾克, 《基督教會史》, 221。 [11]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46。 [12]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66–7; 陶理主編, 《基督教二千年史》, 李伯明和林牧野譯 (海天書樓, 1998), 175。 [13]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68–9。 [14] 同上, 276–80; 華爾克, 《基督教會史》, 223–4。 [15] 蔡錦圖, 「從教會歷史看貧富問題（上）」, 《時代論壇》1401期, July 2,2014。 [16]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78–9;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353。 [17]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77–8。 [18]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104;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353; 古勒本, 《教會歷史》, 李少蘭譯, 二版(台北: 道聲, 2000), 229–30。 [19]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105–6;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358–362。 [20] 區伯平, 「基督教修道院！」, 《基督教週報》2176期, May 7, 2006。 [21]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143。 [22] 吳國傑,「聖職要求：為何基督教牧師不像天主教神父一樣守獨身？」,《時代論壇》1003期, November 16, 2006。 [23] 吳國傑, 「基督教與性系列之五-教會歷史寶鑑」,《時代論壇》763期, April 14, 2002。 [24]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146。 [25] 區伯平, 「基督教修道院！」。 [26] McGuckin, The Path of Christianity, 395. [27] 祁伯爾,《歷史的軌跡》,38;布魯斯·L.雪萊, 《基督教會史》, 劉平譯, 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20。 [28] 布魯斯·L.雪萊, 《基督教會史》, 120。 [29]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69。 [30] 同上, 276。 [31] 古勒本, 《教會歷史》, 204。 [32]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53。 [33] 約翰·阿伯特,《基督教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劉秀惠譯 (台北: 錫安堂出版社, 1993), 150。 [34]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78–9。 [35] 同上, 80。 [36]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40–1，167。 [37] 同上, 164。 [38] 古勒本, 《教會歷史》, 205。 [39]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52。 [40] 同上, 52–3。 [41] 同上, 53。 [42]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69。 [43]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78。 [44] Greg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Retrieving an Ancient Tradition for Contemporary Spirituality(Grand Rapids: Baker, 2015), 168. [45] John Arnold,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7–8. [46] Ibid., 9. [47]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78。 [48]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69–70。 [49]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51; 約翰·阿伯特, 《基督教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150。 [50] Arnol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139–40. [51]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70–1。 [52] 同上, 78。 [53]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255–8. [54]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44–5;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57。 [55] 伯饒本,《走天路的教會》, 梁素雅和王國顯譯(香港: 晨星, 1986), 12。 [56]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17. [57] Ibid., 18; 呂沛淵,「從靈修道修道」,《举目》44期, July 2010, 38。 [58]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18. [59] 布魯斯·L.雪萊, 《基督教會史》, 117; 陶理主編, 《基督教二千年史》, 212。 [60] 陶理主編, 《基督教二千年史》, 212。 [61]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14，156。 [62] 此舉招來許多非議和攻擊，並且成為他後來受任聖職的障礙，是讓他始料不及和懊悔的。李亞丁, 「俄利根」,《举目》59期, January 1, 2013。 [63]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30–1; 岡薩雷斯, 《基督教史》, 156–7。 [64] McGuckin, The Path of Christianity, 388. [65] 吳國傑, 「聖職要求：為何基督教牧師不像天主教神父一樣守獨身？」。 [66] 布魯斯·L.雪萊, 《基督教會史》, 123。 [67] 祁伯爾, 《歷史的軌跡》, 78。 [68]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116–7. [69] 蔡貴恆, 「修道傳統的啟迪」,《今日華人教會》1991年7月號, 10。 [70] 同上, 11。 [71] 彭順強, 「從《釋傳》到基督教的修道精神」,《時代論壇》1367期, November 10, 2013。 [72] 蔡錦圖, 「從教會歷史看貧富問題（上）」。 [73] 彭順強, 「『扶貧』是一種屬靈操練」,《時代論壇》1297期, July 4, 2012。 [74] 陳韋安, 「不服從」,《時代論壇》1502期, June 12, 2016。 [75] 蔡貴恆, 「修道傳統的啟迪」, 10–1。 [76]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85–6. [77] 彭順強, 「從《釋傳》到基督教的修道精神」。 [78] 彭順強, 「從苦行、斷食到屬靈─基督教苦行意義與社會批判」, 《時代論壇》1172期, February 10, 2010。 [79]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222–3. [80] 呂沛淵, 「從靈修到修道」, 38。 [81]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237-8;Rob Moll, "The New Monasticism",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 2005. [82] Peters, The Story of Monasticism, 255–8.